本文选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地方卷）》，原题为《缅怀 | 亲历者谢高华：37年前，义乌小商品市场是怎么开起来的》，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转载请注明来源！

“改革先锋”谢高华去世。

党中央和国务院评价他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谨以此文缅怀。

你不一定去过义乌，但你一定耳闻它的传奇。毕竟，近三分之一的网购小商品从这里发货，平均每10个人有4个人穿着义乌的袜子用着义乌的拉链……

义乌的小商品不仅遍布中国，更“征服”全球，这里汇集着26个大类、180多万种商品，它们出口到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平均每10件饰品中，有7件产自义乌……2018年，义乌为全球圣诞市场提供了近80％的产品。

全球小商品集散地、“义新欧”中欧班列始发地、中国最富的县级市之一……义乌的每一个标签都含金量十足。很难想象，四十多年前义乌还是一个贫瘠小县。

从小商贩“鸡毛换糖”，到小商品“世界超市”，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义乌的传奇故事是中国奇迹的完美样本。”

1982年4月，51岁的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他在义乌任职两年零八个月，亲历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放。本文整理自他的口述，被收录在《改革开放口述史（地方卷）》。

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

口述人 | 谢高华（原义乌县委书记）

当官，就要干点事情，我是这么想的。当初到义乌，人生地不熟，对义乌情况我是一点也不了解，但也从农业学大寨中对义乌的大陈、后畈村有所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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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开放小商品市场

1982年4月，组织调我到义乌任县委书记。为了尽快熟悉和了解义乌，我只有一个念头：多听、多看、多学，少发表意见。

义乌的穷，除自然环境因素（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也有政策因素。正因为穷，义乌人从明朝开始就有了鸡毛换糖的营生，这营生很是辛苦，但为了生存，义乌人走南闯北从未停歇。

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的义乌，当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推行。义乌稠城镇的北门街和廿三里镇自发形成的“山货市”如火如荼，鸡毛换糖、拨浪鼓队伍越来越活跃。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当时干部队伍中上下思想都未转变，有句话叫：堵不牢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鸡毛换糖、搞自由市场经营等，都被视为盲目外流，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营者和工商部门一直在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就算对经营者以“刁民”“奸商”为名加以批判，也禁不了、赶不跑、关不掉这些自发形成的市场。

义乌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资产阶级派性多，搞“小山头”各自为政的多，我上任时，听得最多的是派性问题，看得最多的是人民的来信，一天一大堆。关于自发市场的汇报和反映也是不绝于耳。当时的县领导一边喊着“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边眼睁睁看着马路市场发展壮大，却束手无策。

当时的老百姓，尤其是县城附近的农民，想从事小商品买卖的很多，但又怕挨批受处理，那种欲罢不能的情绪日益滋长。有天一早我正出县委大院的大门口，突然呼啦一下拥上十几位老百姓，拦住我七嘴八舌地责问：“县委、县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看着激动的人群，义乌话我又听不懂。我说：“这样说不清楚，你们派代表到我办公室谈。”

然后就是一个叫冯爱倩的妇女跟我进了办公室。她开始先反映家里的情况，说她不做生意，上有老下有小，靠爱人一个人工资没法活，再讲到义乌的情况……

义乌第一个取得“鸡毛换糖”许可证的冯爱倩

《鸡毛飞上天》将这一幕写进故事

听了冯爱倩的诉求，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做小生意对当时的农民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当时的生意人，是被人们看不起的，还可能随时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我决定开展重点调查研究，派出县委、县政府大批干部下基层，召开座谈会讨论，个别交谈，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了解后才知道，义乌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特别是义东一带，一直有鸡毛肥田的传统。收鸡毛的时候，顺带着贩卖小商品，不但解决了肥料来源问题，其中的收益也改善了生活。在调研的过程中，也有白跑的时候，一次，我与工商局局长陈松青同志一起下乡搞调查。由于工商局的前身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称“打办”），当地一些参与小商品经营活动的人被“打”怕了，所以，听说工商局的人来了，就纷纷出门躲避。我与那位工商局的同志开玩笑说：“看来，下次我再也不能与你一起来了，否则，会连一个调查对象都找不到的。”

经过4个月的调查研究，我认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义乌穷是由于环境的原因，老百姓做生意也是迫不得已。搞点小商品贩卖，不但不影响农活，还能发展经济，补贴家用，让日子过好，有什么不可以？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为官一任，就得造福一方。干部群众当场就炸开了锅，有的喜笑颜开，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则说当心我头上的“乌纱帽”。

调查结果表明：合法经营的占50%以上，基本合法、稍有问题的占40%左右，真正有投机倒把行为的仅占4%~5%。这个结论使我的心中有了底，于是，我在县委会议上理直气壮地亮出了我的观点：“入党经过严格审查、有两个介绍人，都还有少数人要出问题。这么大的一支鸡毛换糖小商品经营队伍，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问题并不奇怪，只要加强教育、加强管理，市场肯定会走上正轨。义乌过去的穷困，就是因为打压了这些经营活动。”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慢慢地，在县委常委内达成了义乌怎么样才能富起来的思维共识。

我心中很清楚，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规定，又无先例的状况下，若要做出这样的决策，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但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为人民服务，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必须做，哪怕是顶风冒险也得干。于是我明确表态：如果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县委一班人统一思想后也明确表态：出了问题集体负责。

这一通告发出后，整个义乌都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义乌。当时全县开放了两个市场，一个是稠城，一个是廿三里。其实，这些市场是一直存在的，只是现在合法化了而已。

1982年第一代市场（湖清门）资料照片

1982年9月，在湖清门划了一条街，开放小商品市场（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这使义乌的个体户如鱼得水，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大显身手。县城摆摊都摆到了县委门口。实践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得人心、顺民意的。

小商品市场一开放，经商的个体户纷至沓来，不久便人满为患了。为了更进一步满足群众的需求，给经营者提供和扩大经营平台，1984年，县委、县政府到县银行、省银行贷款60万元，在划拨的土地上建起了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后经过几次扩建，形成三代、四代、五代市场……如今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之都——国际商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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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束缚兴商建县

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农民进城经商的愿望十分强烈，有许多农民都进城设摊经商了。但进城经商势必影响到承包土地的经营，于是，在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人悄悄地把责任田转包给了他人。这在当时属于弃农经商，是绝不允许的。另外，经营小商品就得往返于义乌与外地之间，这又是“长途贩运”，一直都被视为禁区。农与商的矛盾一时十分突出。

我想，既然开放了市场，就要把市场做大做好。就当时义乌的状况，工业不行。当时义乌有个电视机厂，红旗牌的，生产黑白电视机，我想把它作为义乌的重点工业捧起来，虽然几经努力，但怎么都不行，到最后只能放弃。农业也不行，人多地少、资源匮乏。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人们争论市场姓“社”姓“资”的同时，我觉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正道。我想我要把义乌这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壮大起来，我的信念就是一条——让老百姓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位于义乌新马路的第二代小商品棚架市场

为了更好地发展义乌经济，学习借鉴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我阅读了好些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从中了解到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即先有市场，后有城市。令我颇受启发的是日本曾提出的“贸易立国”战略。我们于1984年底提出了“兴商建县”发展战略，当时也引起很大争论，后来得到了地委、省委的重视和肯定。在1985年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义乌还就“兴商建县”（后改为“兴商建市”）的经验做了典型发言。方案提出后，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改革，引领义乌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我深深感到，若要实现这个发展战略，就必须解除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

这几项决定推出后，各种各样的专业户、专业村纷纷出现，城乡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我们从义乌的实际出发，大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既欢迎外地人来义乌经商，又鼓励义乌人外出经商，从而形成了义乌市场面向全国的基本格局。我感觉到，我们找到了发展义乌经济的新路子。

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大量的小商品从外地涌入义乌。商品意识极强的义乌农民抓住这一商机，自己办厂加工生产，于是出现了“前店后厂”模式，即晚上制作产品，白天拿到小商品市场销售，促进了义乌乡镇工业、家庭工业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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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扶持个体经济

个体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要做到经济的真正转型，必须大力扶持个体经济。当时，扶持个体经济的政策虽然出台了，但“左”的思想的影响一时难以消除。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我于1982年下半年组织乡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到温州去考察，学习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

谢高华任义乌县委书记时的照片

当时社会上流传“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温州的经济那时已开始兴起。义乌有议论说，“义乌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了”，到温州后，看着温州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足，大家的议论少了，羡慕多了。袁芳烈书记还就温州的发展和经济情况向我们做了详细的解说。通过一周的考察，大家深刻地体会到发展个体经济的好处，真正认识到扶持个体经济的重要性，思想观念开始有所转变，县委正式向金华地委报告：重新认识温州，不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市场经济，让农民富起来，国家税收多起来。“左”的思想的影响也不断从思维中消除。

干部思想通了，但群众中还普遍存在既想干又怕干的心理。为了彻底消除群众的顾虑，让群众放心大胆地创业，县委做出了四条决定：一是大胆拨乱反正，对一些冤高端错案坚决予以纠正，为蒙冤者恢复名誉；二是明确提出干部、党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大胆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三是对那些勤劳致富的能人，大张旗鼓地给予表彰和奖励；四是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群众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决定一出，犹如一缕春风吹拂着沉睡的大地，万物复苏了，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我们从支持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增加国家税收，不分地域，不论成分，都大力予以支持。同时，对在小商品经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通过教育、引导、管理等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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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公有经济的机制转型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冲击了人们旧的思想观念，对国营商业、集体商业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有些国营、集体商业企业抱怨说是小商小贩们抢了它们的饭碗。

我让农民自行杀猪、腌火腿等的做法，让食品公司大为头痛，它们认为是我断了它们的财路，打破了它们垄断经营的模式，冲击了它们的生意。它们有的甚至到省里告我的状，为此，省里领导专门给我打电话批评我。但我认为，只有展开多渠道竞争，市场才能活起来。为此，我也专门做了调查并得出结论：国营、集体企业职工吃的是“大锅饭”，捧的是“铁饭碗”，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导致了这些现象的产生。我觉得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不转型是不行的。

义乌县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提出：国营、集体企业要借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义乌城阳供销社率先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挖掘内部潜力，提高了经济效益，从而很快就摆脱了困境。《人民日报》还刊载了它们的改革经验。在城阳供销社的带动下，义乌的国营、集体企业很快行动起来，大胆地改革，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实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参与市场竞争，从而促进了义乌国营、集体工商业的大发展。

1982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刊载义乌县城阳供销社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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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定额包干计征法”新税收政策的先河

小商品市场要开放、发展，国家是必须要收税的。但是这税怎么收，却是老革命遇上的新问题。当时，我国仍采用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时的税制——八级累进税制，即经营得越好，税金也就越高。这种方法是以营业额为依据的。由于市场的迅猛发展，几千个摊位有几万人加工、经营小商品，并且商品种类多，价格又是随行就市的，再加上当时个体经营都不习惯设账本，根本无法得出营业额的数据，故而很难以营业额计征税额。当时在小商品市场经营的个体户资本很少，做的是小买卖，有些个体户确实有逃税行为，弄得税收干部苦不堪言。他们只得利用盯梢的办法，抓住一个算一个。有时把来进货的客商也当成经营户征税，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影响极坏。

对于小商品市场所面临的这一实际问题，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搞调研，我也深入小商品市场和加工小商品的村、户去调查，我发现是老的税收制度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我对财税部门的领导干部谈了我的观点：政策、法规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它就是正确的；若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力，那它就是错误的。我无权改变税法，但我们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制订既有利于小商品市场开放、发展，又有利于国家收税的办法。

这种方法有三个好处：一是税务干部收税有了依据，无须盯梢收税了；二是经营户不用担心税收多少，可以一心一意扩大经营，提高营业额，再也不用动逃税的歪脑筋了；三是来市场进货的客商不用担心被征税了。新的税收办法一出台，就受到了经商户的欢迎。逃税的现象大大减少，财税部门的工作也顺利多了，既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这个办法向金华地委书记董朝才做了汇报。董书记听取汇报后，给予充分肯定并大力支持。

但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这种税收办法开了全国的先河，因此也引来了很大的争议，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有的甚至说我是在支持偷税、漏税。有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关于义乌税收办法推出过程的报道，并刊登在“内参”上。财政部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把这份材料及批文转到了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处，说义乌的定额包干征税是违反税法的。王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特意请了省财政厅的同志到义乌进行调查。省财政厅的同志听取了义乌县委、县政府的意见，并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税收办法做了全面调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结论是：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是还欠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事实上是对义乌小商品市场所推行的税收办法的理解和支持。

开放、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本身就是义乌人观念更新的具体体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冲击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促使人们特别是义乌的官员转变了思想观念。

我在义乌工作期间，同义乌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一起，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义乌的实际出发，抓住机遇，开放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义乌的党员、干部良好的素质；得益于义乌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五套领导班子成员事业心强，团结一致，艰苦创业，勇于奉献；得益于全县各个部门、区、乡(镇)、村的党政组织对县委工作的大力支持；得益于义乌人民的勤劳勇敢、聪明好学、热情、刚直、敢为人先，以及较强的市场经济观念。回顾那段时间的工作，我很感谢义乌人民和广大党员干部对我工作的支持。

第五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国际商贸城

由于我本人能力有限，在工作中难免存在很多的缺点和失误，还有许多本应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每当想起这些，我就心存内疚。在我调离后，义乌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成为闻名全球的最大小商品之都——国际商贸城，还让义乌跨入了“全国百强市”的行列，城乡经济繁荣，面貌焕然一新，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义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相信义乌的明天会更好！

编辑：程果  熊雪锋